網癮少年接受“電擊治療”:每一個細胞都在疼在。部分親歷者們看來，他們在“網戒中心”的經歷遠比所謂“網癮”本身來得可怕。

在16歲的付楠(化名)看來，這兩年，他無異于經歷了一場噩夢。

由于被父母認為“染上了網癮”，從2014年夏天到今年8月初，付楠被家長三次強制送到位于山東臨沂的網絡成癮戒治中心(以下簡稱“網戒中心”)。

在這里，他過著近乎軍事化管理的生活，接受“電擊治療”。

成立于2006年1月的“網戒中心”，是臨沂市精神衛生中心(即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下設的“特色科室”。中心主任為楊永信，他同時兼任臨沂市精神衛生中心副院長。

這里曾一度被無數家長視為“戒網圣地”，楊永信是家長們眼中的“救世主”。7年前的2009年，媒體曝光“網戒中心”背后的暴利和電擊治療等問題。當年7月，衛生部致函山東省衛生廳，叫停“電擊治療”方法。

“網戒中心”和它的掌門人楊永信一度在公眾視野中消失。

事實上，熟悉的故事仍在這里發生。臨沂“網戒中心”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后，每年仍有數百名青少年被送到這里，接受“治療”。

“網癮”

付楠第一次被強制送到“網戒中心”，是在2014年夏天。

他當時14歲，7月底的一天，午飯過后，從補習班回家的付楠被父親強行拉上了車。

付楠的父親對剝洋蔥回憶，他本想一直開到臨沂，“但孩子又哭又鬧，”最后將孩子送回了家里。

一周以后，父母安排付楠到安徽阜陽“玩兩天”，借住在姨夫家中。一天午飯后，付楠出門，被兩個人在路邊強行架上了一輛車。

付楠坐在后座，兩個人按住他。他看到車里有爸爸媽媽。

他問父親去哪兒。

“下車你就知道了，”父親說。

付楠的父親曾反思過這種強制性的行為，甚至認為這種行為是事實上的“綁架”。但他還是覺得，“都是為了孩子好，這么做沒什么太大的問題，是值得的。”

臨沂市精神衛生中心外景。受訪者供圖

車子開了四五個小時后停下來。下車后，付楠看到一棟五六層高的白色建筑物，隨后，他被兩個工作人員領進一間教室大小的屋子，里面坐著約20個與付楠年齡差不多的“穿迷彩服的人”。

他們是一群被家長視為“網癮少年”的孩子。

“他把自己關在屋里，天天不上課，有時候甚至不吃飯，肯定在里面玩游戲啊。”付楠的父親說，那段時間，自己和付楠“基本上沒辦法交流”，想要“管孩子”就必定會被頂撞。

在父親看來，兒子的問題非常嚴重，罪魁禍首則是“網癮”。

有一天，他和一位補習班老師聊起此事，老師向他推薦了臨沂“網戒中心”。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網戒中心”其他人的身上。

22歲的齊青(化名)高中畢業后在工廠上班，他喜歡去網吧玩游戲。那時候，齊青常常在網吧呆到很晚，以至于有幾次父母都要親自到網吧找他回家。

齊青對剝洋蔥說，自己當時癡迷于一種游戲，而父母也沒有覺得他的行為是“網癮”。

直到齊青母親的一位朋友告訴她，孩子可能是“有了網癮”，把齊青送去“戒網”的念頭才在父母腦中冒出來。

2015年底，齊青被帶到“網戒中心”。

制度

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付楠慢慢熟悉了“網戒中心”的生活。

據公開資料及付楠描述，“戒網中心”里的人被稱為“盟友”，接受“準軍事化管理”：每天六點起床跑操，吃過早飯后，他們要開始一上午的“課程”。

除星期日外，楊永信都會到現場，和“網戒中心”的“點評師”一起給“盟友”上課。

“上課的內容就是講上網的危害，以及對父母親情的感恩，希望我們在‘網戒中心’做出改變。”付楠對剝洋蔥說，下午，他們會回到屋內，面對家長站成一排進行“反思”，隨后寫日記。

晚上是自由活動時間，“網戒中心”有時會播放一些美國大片或者愛國主義題材的影片。

付楠和齊青說，“網戒中心”有一個“家長委員會”。除了“盟友”互相監督之外，“家長委員會”也會負責監督“盟友”接受“治療”期間的行為。

在“盟友”出院后，他們還會每隔半個月聯系一次“盟友”的家長，以了解“盟友”的最新情況。

“網戒中心”里的守則。受訪者供圖

據公開資料及付楠等人描述，“網戒中心”有多達86條的規定，其中既有具體的如“和家長說想回家”、“吃巧克力”，也有抽象的“挑戰楊叔權威”、“執行力不足”等內容。

違反這些規定的后果就是被“畫圈”，當圈達到一定數量后，就會被送進“13號治療室”——一間專門用來“電擊治療”的房間。

據齊青回憶，“盟友”中的“班委”被電擊的“標準”是50個圈，普通人則是15個。

接受“治療”期間，每位“盟友”都需要一名家長隨身陪護。家長和孩子們一起上課，并負責照看孩子們的飲食起居。

家長與孩子住在宿舍中，每間宿舍有三四張病床，每張床旁邊放一張陪護椅。晚上，家長們睡在床上，孩子們躺在陪護椅上入睡。

齊青說，楊永信對此的說法是希望孩子們能夠吃苦：“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上課時，楊永信給家長講“體驗治療”的過程。在楊永信的描述中，電擊后絲毫沒有疼痛，只是“麻了”。

付楠的父親對剝洋蔥說，上課時，楊永信有時會遭到“新家長”和“新盟友”對電擊的質疑，楊永信會用“從未出現過安全事故”和“電擊后，孩子們都改變得更好了”來說服大家。“很少有對楊叔不信服的人。”

“治療”

“網戒中心”的重要“治療”手段之一的還是“電擊治療”。

被送進“網戒中心”半小時后，付楠便在“13號治療室”接受了一次“電擊治療”。

他被抬進一間有兩層防盜門的屋子，被按在一張床上，床邊的一張桌子上，放著一個伸出四條觸角般的電線的“小盒子”。

每根電線的末端，有一個小夾子，連著一根針灸用的鋼針。一位穿護士服的人上前，把兩根針扎在他的虎口兩側。

透過人影，付楠看到了一個穿著白大褂的中年男人，他戴著眼鏡，中等身材。

通電之后，有人捂住了他的嘴巴。

付楠記住了那種疼痛感，“像有無數個針扎了進去，每一個細胞都在疼。”

當時，那個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告訴他，在“網戒中心”至少要堅持6個月，還問他是否有信心“堅持下來”。

聽到付楠回答的“有信心”聲音很小，男人作勢要繼續電擊，“他手一揮，說聲音有點小啊，看來信心不足，其他人又把我嘴捂住，我只好大聲喊，有信心。”

事后，付楠才知道，穿白大褂的男人，是楊永信。

齊青對“電擊治療”疼痛感的記憶，幾乎與付楠一致：“那時候，眼前就像電視機的雪花一樣，已經看不清楚了。”

類似對電擊的描述，早在2009年就出現在媒體報道中：“就像是那種特別高頻率震動的小錘子，一下下打著我的太陽穴，痛不欲生。”

據此前的報道，“網戒中心”用來“電擊治療”的儀器叫做“低頻脈沖治療儀”。

在2011年接受媒體采訪時，楊永信曾表示，“網戒中心”之前使用的“電休克治療儀”已經按照衛生部的要求停止使用，現在的“電擊治療”實際上是精神科廣泛使用的“低劑量電刺激治療”。

剝洋蔥查閱資料發現，類似的治療方式確實存在于醫學領域，不過適用的病癥卻并非“網癮”，而是睡眠障礙等神經系統疾病，且多數情況下被作為一種輔助療法使用。而在使用的過程中，也并不會帶來“盟友”們此前描述的疼痛感。

8月13日、14日，記者多次撥打“網戒中心”電話，均無人接聽;臨沂市衛生局未做回應。

付楠曾經多次向父親抱怨過這種療法所帶來的疼痛，他的父親認為，電擊帶來的痛苦就像是“家長打孩子”。

“打了你之后你也難受，但是不打你，就起不到管你的效果。”他對剝洋蔥說。

今年2月，在一次“治療”后，齊青的手流了很多血。等在門外的母親看到后，告知齊青的父親。第二天，父親不顧“網戒中心”的阻攔，把齊青帶回了家。

“楊叔”

到目前為止，付楠已經被三次送到“網戒中心”。

在第一次為期半年的“治療”后不久，父親認為他“還是沒治好”，在2015年11月又用強制的方式將他送回“網戒中心”，“治療”了五個半月。

今年6月，付楠第三次被送到“網戒中心”。8月初，他剛剛回到家中。

在“網戒中心”，楊永信被稱為“楊叔”。

在付楠的父親看來，楊永信“挽救了網癮孩子和家庭”，更是“為中華民族的復興事業做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