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外就醫——這曾是江蘇省南京市浦口監獄犯人李永的期待。他從2013年起將近1年內，分6次給了獄警444.7萬元。大多時候，獄警都提供自己的手機給李永，讓轉賬指令從獄中傳遞給李永家屬。

這名叫崔振剛的獄警曾主動承諾幫李永辦理保外就醫。李永起初轉賬的“運作經費”只有5萬元，但后來，崔振剛多次以做生意、運作保外就醫的名義向李永借錢，少則十幾萬元，多則300萬元，甚至有時繞過李永直接向其家屬借錢。

借款越來越多，保外就醫卻遲遲未果。2014年7月，李永家屬舉報獄警，獄警被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南京中院”)判受賄罪，獲刑入獄。作為舉報人，本以為是受騙者的李永及家屬也失去了自由——他們被南京市浦口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犯有行賄罪，分別獲刑6年、4年。

李永及其家屬不服一審判決，向南京中院上訴。近日，南京中院即將二審開庭審理此案。

獄警許諾幫操作保外就醫

2008年12月，李永因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非法拘禁等7項罪名，獲刑19年。李永先在鎮江的監獄服刑，后轉入南京浦口監獄21監區1分監區。

崔振剛是同監區2分監區的管教民警。2013年年初，他通過一名犯人與李永熟悉起來。崔振剛供述稱，當年2月，自己主動向李永表示，有親戚在江蘇省司法部門工作，提出能為他操作保外就醫。

對罪犯來說，一旦獲得保外就醫的資格，罪犯可離開監獄治病，比在監獄服刑自由許多。而管教民警值班時對整個監區都有管理職責，在保外就醫的審批程序上，每個民警都要在會議上發言表態。不過，崔振剛沒有審批職權。

李永擔心：自己是涉黑犯罪，刑期長，應該不好辦保外就醫。“運作”還是開始了。一天，李永的妻子高鑾收到一個陌生號碼發來的彩信，內容是李永在監獄的照片。高鑾在后來接受詢問時回憶，對方隨即打來電話，說李永要與她通話，“李永說，這是崔警官的號碼，他對我挺關照的，下次你來南京的時候帶點禮品給崔警官”。

按規定，民警不得將手機帶入監區，更不允許交給犯人使用。

2月底，高鑾到浦口監獄探監。崔振剛的供述顯示，當時，他請高鑾在監獄門口飯店吃飯，并向她表示想為李永操作保外就醫。

此前，李永多次在被探視時提及他血壓高，同時后腦勺長期疼痛。

過了一個月，崔振剛對李永說，他已在為保外就醫的事情找關系，請人吃飯、花錢。李永便用崔振剛的手機聯系高鑾，讓她給崔振剛送錢。

南京中院在判決崔振剛案時認定，2013年3月，在崔振剛的暗示下，李永通過高鑾給崔送了5萬元。崔在庭審時坦言，他對李永說了假話，實際上，自己那時沒在外面請人吃飯、給人送禮。

多次向犯人及家屬借錢

李永沒有想到，5萬元只是“運作成本”的開始，此后，崔振剛多次向他借錢。

判決認定的崔振剛供述顯示，2013年4月，崔振剛向李永提出，他在老家泗洪與朋友合伙做黃沙生意，急需用錢，向李永借了20萬元。

在接受檢察院詢問時，崔振剛坦言，向李永借錢的原因之一，是自己答應幫李永辦理保外就醫，李永也指望他能幫忙辦理。

李永再次用崔振剛的手機聯系高鑾，讓高鑾給崔振剛轉賬20萬元，且沒有打借條。隨后，崔振剛將這筆錢轉給朋友，用于經營洪澤湖采沙生意。

5月，崔振剛又收到了李永通過高鑾姐姐給的100萬元。崔供述，這筆錢，他一部分借款給了別人，一部分用于支付柴油款、歸還個人欠款等。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注意到，對于100萬元的由頭，李永一直堅稱是崔振剛以做生意為由向自己借的;崔振剛則在被詢問、訊問時，先承認是自己因在老家投資而向李永借款，后改口說是李永主動提出給他100萬元。

更大的一筆金額發生在2013年9月。那時，崔振剛稱要參加洪澤湖挖沙競標，向李永提出借款300萬元。李永同意，又用崔振剛的手機聯系高鑾，讓她準備好錢等自己通知。

此后，崔振剛直接聯系了高鑾。考慮到300萬元不是小數目，這一次，高鑾讓崔打了一張借條。

在李永看來，崔拿走300萬元卻未先和他打招呼，這非常不合適。判決認定，到了11月，崔再次事先沒問過李永，直接向高鑾借了15萬元而沒打借條，用于個人還債。

同樣的事情在2014年1月再次發生。崔振剛供述說，他直接打電話給高鑾，稱操作保外就醫要見大領導，提出借30萬元。高鑾兩天后向崔轉賬25萬元，過了快1個月，崔振剛還了20.3萬元。

近1年內，李永及高鑾分6次給了崔振剛444.7萬元。

保外就醫運作失敗

原以為2014年春節就可以回家的李永沒想到，保外就醫“運作”得并不順利。

按照崔振剛接受調查時的說法，2013年八九月間，他拜訪了在江蘇省司法部門工作的親戚，希望能找關系幫忙辦保外就醫。可是，親戚“把我狠狠地訓了一頓，讓我要有法律意識，不要做違法的事情”。

崔振剛開始打起讓李永裝病的主意。他在自述材料中稱，2013年下半年，自己帶李永到浦口監獄醫院看病。此前，他讓李永對醫生說“頭疼、血壓高，有時看東西都看不清”。

看病之后，李永的身體正常。崔振剛便讓李永多去幾次醫院，“這樣會顯得病情比較嚴重”。當年11月，李永住進了浦口監獄醫院，病因是高血壓。

同時，崔振剛找到了浦口監獄醫院的辦公室主任，請其幫忙安排李永外出就診。

這是犯人走出監獄的步驟之一。多名監獄管理人員表示，監獄醫院可以根據罪犯的病情，提出外出就診的建議，此后由監區進行危險評估，逐級經獄政科、監獄分管領導審核并在監獄管理局備案后，即可押送出監外進行診斷。

該辦公室主任給監獄醫院的醫生打了招呼，于是，李永的血壓檢查結果，被由160/110mmHg 改高到180/120mmHg，從而可以外出檢查。

12月11日，經審批，李永來到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這是關鍵的一步，只要醫生證明的病情符合保外就醫的條件，崔、李的交易幾乎快“大功告成”。

但事實上，即使是180/120 mmHg的血壓檢查結果，也未必能保外就醫。根據有關規定，高血壓疾病必須為“高血壓三期”才符合保外就醫的條件，也就是說，犯人除了高血壓之外，還要伴有嚴重的臟器損害。

崔振剛因此在中大醫院方面進行活動。他給一位朋友送錢，請其托人給中大醫院的醫生打招呼。

結果令他失望。該院心臟科的主任醫師診斷，李永為“高血壓三級(極高危)”，建議其服藥治療、隨診。“高血壓三級”與“高血壓三期”一字之差，但不在保外就醫的疾病范圍內。

李永對崔振剛的信任出現了更大的縫隙，他催促其歸還300萬元借款，約定待事成后再把300萬元給崔振剛。

行賄?受騙?定性曾起爭議

崔振剛沒有籌到300萬元還款。2014年7月，高鑾到南京市浦口區人民檢察院控申部門舉報崔振剛。崔振剛隨即投案自首，后被檢方指控受賄罪。

2015年4月，南京中院對崔振剛案的一審判決認定，崔振剛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務上的便利或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收受或意圖收受錢款，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獲刑11年。

崔振剛被認定的受賄金額是140萬元，其余300萬元被認定為意圖收受的錢、受賄未遂。崔振剛當庭認罪，并未上訴。

讓李永、高鑾意外的是，作為舉報者，他們也被指控犯罪，罪名是行賄，金額為105萬元，包括最早給崔振剛的5萬元以及2013年5月給的100萬元。

一審辯護律師認為，李永等人“希望通過疏通關系來爭取保外就醫”的想法確實存在問題，但是，這種想法完全是在受騙的情況下產生的，實施給錢的行為也是由于被騙。

“我們沒有看到過詐騙的受害者非但沒有討回公道，反而卻被指控為犯罪的情況。”該律師分析，雙方不存在行賄、受賄的聯系，因為李永曾反復讓高鑾向崔討要錢款，“我們很難想象，一個行賄者會通過各種途徑去討要行賄款”;與此同時，本案源于李永等人的舉報，舉報系因為感到自己的財產權利受到了侵害，絕對不是對所謂行賄行為的自首。

最終，幾經延期審理之后，2016年6月，南京市浦口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認定，李永、高鑾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錢財，情節嚴重，其行為均符合行賄罪的構成要件，因此判處李永有期徒刑6年，高鑾獲刑4年。

對于律師的辯護意見，該院認為與庭審查明的事實不符。

李永的二審辯護律師、北京大禹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燕生及其團隊同樣做無罪辯護。據悉，李永、高鑾案二審將于近日在南京中院開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