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臺灣媒體報道，來自臺灣地區的女記者白曉紅去年花了2個月時間，涉險到倫敦的妓院臥底采訪。她除了得忍受惡劣的工作環境，還不時被老鴇威逼接客，但她強忍如人間煉獄的折磨，終于完成任務，成功揭露皮條客逼迫、剝削非法移民賣淫的丑態。

白曉紅的父親是臺北市前副市長、現任臺北富邦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董事長白秀雄，白秀雄昨(21日)說：“我以女兒為榮!”圖為白曉紅照片。

白曉紅是臺灣輔仁大學畢業后赴英留學，曾任《衛報》記者，長期關注非法移民困境，現為獨立記者。

委身妓院當臥底，這是一項十分危險的工作，白曉紅身處險境

在英國賣身的小姐中，不少都是出身于中國，亞洲女人對英國人有著莫名的吸引力，但他們根本不懂得憐香惜玉，只會用殘忍的性虐傷害小姐們

去年7月到9月初，她與導演布魯菲爾德(NickBroomfield)合作，到倫敦一家按摩院(妓院)當幫傭，進行偷拍、偷錄音調查搜證，但老鴇不斷游 說她兼差接客，除了辱罵還百般施壓，她一度被老鴇開除，但為了完成紀錄片又回頭懇求老鴇再雇用她，前后歷時約2個月才達成任務。

白曉紅是到倫敦郊區芬奇里區一家妓院應征幫傭，她謊稱是單親媽媽，“簽證”過期，非常需要賺錢，滿口粗話的老鴇瑪麗(化名)也是非法移民，經營多家按摩院，老鴇和中東籍男友常羞辱妓女。

白曉紅在妓院打雜煮飯，清晨開工，隔天凌晨2時才收工，老鴇一開始就建議她兼差接客，遭她婉拒，但老鴇始終不放棄，每次遭拒就惡言辱罵她，還刻意刁難，不準她休息。老鴇最后對她下最后通牒，不接客就滾蛋。圖為妓院老鴇剝削壓榨妓女，妓女還得幫老鴇按摩。

白曉紅說，她在臥底過程中，天天擔心害怕，最令她不安的是老鴇總要她接客，老鴇不停游說：“你到英國來目的就是賺錢，如果不為家里人犧牲多賺一點，還算是個好母親嗎?”

老鴇還會要嫖客和其他小姐利誘她接客，她感到遭孤立，心情很沮喪，有時忍不住沖進廁所掉淚，但老鴇“連上廁所的時間都不給”，只要她待得稍久一些，就不斷敲門逼她出來，而老鴇的男友體形魁梧，她也擔心遭到暴力威脅。白曉紅提供的照片。

作為一個中國妓女，最恐怖的事情不僅僅是英國客人的性虐嗜好，還有多對一的3P嗜好，中國女子每次結束這種服務后都幾乎要死了一般，但為了錢也只能接受這種痛苦的命運

相比之下英國本土妓女的工作狀態和生活條件要比中國妓女強很多，而且英國女人也經常集中孤立和欺負來自中國的妓女

白曉紅透露，她臥底是用暗藏攝影機的眼鏡偷拍，因眼鏡常需充電，她準備了約20副特制偷拍眼鏡，每次充電時還得小心藏匿，以免被發現。

但眼鏡收音不理想，還得用iPhone偷錄音，有次iPhone不小心從口袋掉出來，老鴇質問她怎會有高價智慧手機，懷疑她偷了客人財物，她費盡唇舌解釋才解除危機。白曉紅提供的照片。

對于她接觸的性工作者，白曉紅感嘆她們是一群沒有聲音也沒有權利的人，她們大多不懂英文，和英國嫖客見面竟是跟英國社會唯一的聯結，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 其中一人來自農村，中文都不會，是文盲，唯一會說的英文是：“半小時50英鎊(約2400元新臺幣)，1小時90英鎊(約4300元新臺幣)。”

她們連生病都無法請假就醫，更不可能找任何社福機構求助，令她很心酸。圖為白曉紅和紀錄片制作人布魯菲爾德戴著偷拍用的特制眼鏡。

我和白曉紅的這個約會遲到了一年多。一年前，我們就約要出來聚聚，等我真正得閑了，打她的電話卻打不通，她仿佛忽然消失在倫敦了，我打電話給我們一個共同 的朋友，她告訴我，曉紅又臥底去了，你找不到她的。再次有她的消息就是她的新書問世，《Invisible》(《隱形：海外性工作者在英國》)。

我們在查令街十字約見，象英國人一樣，給了對方一個大大的擁抱。她帶我穿過火車站旁邊的一條小路，來到她經常光顧的酒吧——Gordon’s。

她向我推薦了一款智利的黑加侖紅酒，我們坐定，聊起了她的生活和她的書。

我記得第一次看到白曉紅的名字是2008年，她的一本書《隱形生產線》放在我們主編的書架上。我看到這個名字的第一反應竟是張愛玲的書《紅玫瑰與白玫瑰》，白的冷清紅的炙烈。也許正是名字中這鮮明而反差巨大的兩種顏色，造就了她性格中鮮明的雙面性。

隨手翻開她的書看作者簡介，白曉紅，英國《衛報》記者，專責勞工、移民、少數民族社區等議題，曾獲英國PaulFoot調查記者獎。

一個在英國潛入調查非法勞工生活現狀的臥底記者，英國三大報之一《衛報》的新聞記者，在我的心里她應該干練、犀利、褲裝、短發，不是在采訪就是在去采訪的路上。

所以我第一次見到她時才會那么驚訝。

那是2009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見到她。長及腰間的頭發隨意的編著，藍色碎花的真絲連衣裙到腳踝，一雙坡跟涼鞋。我驚訝眼前這個溫柔的模樣就是筆鋒犀利的白曉紅。我問：“你是臥底記者白曉紅?”她爽朗一笑，“你覺得呢?”

“我做記者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這些人的生活。”

為了她的堅持，她可以放棄沿著正常軌跡的生活。

那次見面為的是討論一篇她的調查報道。她的一篇反映東歐勞工的調查文章刊登在我當時工作的報紙上，盡管隱去了部分真實的調查名字，還是被一個受訪者發現了。他們找上報社，揚言要告她和報社。受訪者要求作者和報社道歉，我被派去給她“做工作”。

我對她說：“不道歉的話，他們要告我們。”

她說：“你別怕，我這里有錄音，有筆記，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的，為什么要道歉?即使要告，他們告不贏的。”

我說：“不是贏不贏這么簡單，背后的人事關系復雜的很，牽扯太多，道歉的話省去了很多麻煩。”

她停頓了一會兒，仍是以一貫溫和的口氣對我說：“我做記者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這些人的生活。”

時隔多年，這句話仍然在我的耳邊。

這是她的堅持，為了她的堅持，她可以放棄沿著正常軌跡的生活，放棄做個好妻子，乖女兒。

曉紅1987年從臺灣來英國在卡地夫大學攻讀研究生。她說離開臺灣的原因就是為了自由。她的家境好，沿著父母的軌跡她可以是臺北的“名媛”，但她說：“我從小就是個‘問題少年’。”

在卡地夫大學后，她又攻讀了杜倫大學的東亞文化研究碩士和威斯敏斯特大學的新聞學碩士。

據白曉紅稱這是她臥底的妓院中的中國花魁，盡管是花魁但也經常被老板娘打罵

事實上很多中國妓女的身上都有著不少捆綁傷痕，英國人的性虐情結十分嚴重

我說：“連讀了三個碩士?確實對學術研究很感興趣?”

她哈哈大笑說：“我就是為了逃避工作，也不想回臺灣，只有讀書讓我覺得最名正言順最自在。”

她也曾想做個乖乖女，就是按照父母的意愿在大學畢業后結婚了。

這段婚姻維持了二十年，以和平分手告終。

她不刻意隱瞞自己的生活，“我常常因為暗訪或者做實地調查，一走就是好幾個月。各自忙得見不到彼此，我的婆婆也覺得我好像沒有盡到妻子的義務。時間久了，我們仿佛不需要對方了。回家以后也可以不對話。盡管心里還是很關心對方，但愛情，不在了。”

說起自己的生活，她笑著說：“我看我是永遠當不了他們心中的乖女兒了。”

“我不敢坐飛機。”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