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紅高粱》編劇趙冬苓接受重慶青年報專訪，對于不少觀眾質(zhì)疑該劇“30多集了還沒抗日”，她解釋稱：“原小說只是這這個劇的一部分”。

電視劇《紅高粱》開播第二天，“心疼周迅”就登上了熱門話題，因她飾演的九兒一出場就遇“親爹不爭氣、親娘被逼死、青梅竹馬不能嫁、被土匪掠走、跟公雞拜堂……”這個莫言筆下的“抗日英雄、個性解放的先驅(qū)、婦女自立的典范”，在這部劇中經(jīng)歷了初戀、虐戀，同時與土匪、父親、干爹、情人、婆家大嫂展開了不同的斗爭。

11月8日，該劇編劇趙冬苓接受重慶青年報記者專訪，稱原小說只是電視劇的一部分，她想表現(xiàn)的是整個上世紀(jì)30年代的社會百態(tài)，所謂“宅斗”也是那個混亂社會的一部分。

高密不是地理上的高密

重慶青年報：文學(xué)、電影作品以余占鰲的視角展開，您以戴九蓮(九兒)為主線，為什么?與您的女性身份有關(guān)?

趙冬苓：我覺得和我女性身份沒關(guān)系，這個戲男性氣質(zhì)蠻足的。這可能是與劇本創(chuàng)作規(guī)律有關(guān)，我們這么長的一個劇(60集)，它要求有很復(fù)雜的人物關(guān)系，如果從余占鰲的角度去寫，顯然不合情理，因為他后來當(dāng)土匪了，土匪不可能和這么多人物產(chǎn)生關(guān)系。你看他當(dāng)土匪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唯一的親人四奎娘背到一個沒人的地方，這才能沒牽掛地做自己的事。

重慶青年報：有評論認(rèn)為您抬高了九兒，“犧牲了男性角色”，尤其是余占鰲，寫得他傻、痞、二，您同意嗎?

趙冬苓：我不這樣認(rèn)為，我們這個劇強(qiáng)調(diào)九兒的絕頂聰明，在余占鰲身上我們強(qiáng)調(diào)他的匪氣、個性。

重慶青年報：但劇中余占鰲一方面反感他母親和郎中“私通”，一方面自己卻對一個已婚女人說“我要睡你”，在她家門口大喊“你男人來看你了”，這不矛盾嗎?

趙冬苓：其實余占鰲是非常專一的，他始終只愛九兒。郎中對他母親不是一心一意，他才那么恨。封建名節(jié)對他沒有什么禁錮。原作里他們更是想愛就愛的，我們這還是收斂了很多。

重慶青年報：電視劇版的九兒被很多觀眾認(rèn)為少了北方女人的倔、辣的勁兒，多的是靈氣，您認(rèn)同嗎?

趙冬苓：我覺得觀眾把所謂的北方南方分得太清楚了。莫言寫的高密并不就是寫的地理上的高密。這個地方就是上世紀(jì)30年代的舊中國鄉(xiāng)村，我們寫的時候也沒想著這就是山東的故事，山東的人。

而且退一步講，山東人也不只是樸實、淳樸，山東女孩也有靈的，不能說她靈就不屬于山東、或者說山東女孩就必須人高馬大。莫言就說她奶奶還不到一米六呢，周迅比她奶奶還高呢。我看網(wǎng)上投票，周迅版和鞏俐版“九兒”，周迅版勝出，我這兩天看朱亞文(劇中飾演余占鰲)的微博，大家也都非常贊賞。

讓我把每一個人物講完

重慶青年報：現(xiàn)在《紅高粱》播到30多集了，還沒有進(jìn)入抗日時期，全劇一共有60集，這樣的節(jié)奏是不是略顯拖沓?

趙冬苓：原小說只是這個劇的一部分，我和鄭曉龍導(dǎo)演有個宏大的心愿，我們想把上世紀(jì)30年代的社會百態(tài)，那個混亂的、黑暗的社會，人性在野蠻地生長的過程表現(xiàn)出來，抗日對我們來說就是另外一個人性發(fā)展的階段。外敵入侵，把我們角色中人性的另外一面激發(fā)出來了。所以抗日大概是最后的三分之一。

因為這個愿望，我們幾乎寫了社會的每個階層，我們肯定要把這些人物完成了呀。哪怕是花脖子這種人物，我們也不輕易放過。一個非常殘忍的土匪，有不為人知的過去。再比如九兒進(jìn)入單家以后，網(wǎng)友說是“宅斗”，她和大少奶奶各求自保有了斗爭，我必須把他們之間的斗爭，人性的變化、力量，要寫清楚。人性是不斷地發(fā)展的，殘酷的現(xiàn)實在教育他們，特別是再往后，日寇的入侵也在教育他們，每個人都要散發(fā)出人性的光彩。我們要把這些人物都完成，就得有個篇幅。

重慶青年報：所以現(xiàn)在(11月7日，34集)，劇情才一半。

趙冬苓：對，不要著急，(新的階段)大概就開始了，張俊杰、朱豪三他們都在尋找所謂救國救民的方法，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失敗了，朱豪三失敗了，張俊杰也走了，九兒也認(rèn)輸了，大少奶奶也知道自己原來活得很失敗了，余占鰲馬上也要被打成喪家犬了。

特別是朱豪三，他寄托著我們很多的想法和情懷，他代表好幾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救國道路，但這條路被證明是走不通了。所以我們對國家命運(yùn)、前途的思考都隱藏在劇里，這就是家國情懷。它不是口號，而是我們把一個個人物，他們是怎么活的、怎么一步步失敗的、又怎么一

步步團(tuán)結(jié)起來的寫出來。